杨雄教授是上海

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注中国青少年成长与社会环境变化之间的互动影响。令他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对出生于90年代后的人群做的详细、规范的抽样调查,学者们只是在一些研究中和感觉上,意识到了他们不同于前人的巨大变化。
■“和70后、80后相比,变化真是非常非常大”
杨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第一句话是:“虽然都是独生子女,但90后一代和70后、80后相比,变化真是非常非常大了。”
对于使用两个“非常”来形容的这个变化,杨雄说,最根本的影响,是来自与这些孩子一起成长起来的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新型中国社会。
杨教授在对这批90后孩子的研究分析中,归纳出了几个特点:
市场消费观念更强烈,但名利作用多少被过分强化。
“他们几乎是靠吃超市的东西、吃洋
产品长大的一代,消费观念超前,欲望更强,背后支持消费的能力也更强。在这个基础上,钱和获得钱的渠道的重要性或多或少被过分强化。我们曾经做过中法儿童比照调查,都是上海和巴黎的十岁以下的孩子,问他们将来想成为什么人,法国儿童说要做
运动员,做摇滚乐手,做帆板运动员;而许多中国孩子说要做老板,做企业家,做领袖,要有汽车、洋房。某种
流行意识从父母、学校、社会那里潜进他们内心了。”
更加张扬自我
个性,但相对比较缺乏团队忠诚感。
“他们的父母没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包袱,教育孩子时会从心理和精神上要求他们更独立、更自信。但90后相对缺乏一种对团队组织的忠诚感,社会上的某些现象也让他们对忠诚不太感兴趣,而是以个人和个性作为追求和崇尚的目标。事实上,一些90后孩子的父母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鼓励他们做出体现个性的行为,而不是对团体做贡献。”
网络时代的广阔视野,信息和知识丰富,但内心有时较为空虚。
“他们从懂事开始,就与网络遭遇并一起成长。无论是手机、宽带,还是MP3、MP4等,他们对新媒体的熟悉程度和亲和力远远超过上几代人。他们是全球化时代中最易感染和吸收的人群。他们视野更开阔,接受信息的渠道方式更多元化,心智发展超前,知识面、早熟度也远远超过父母辈。当然,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容易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似乎是知晓一切的同时产生一种空虚感。而且,越熟悉这类新媒体,就会感到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反差。他们中一些人的虚拟沟通能力已经远超过了现实沟通能力。这种虚拟人格对他们的社会化影响相当大。”
不会盲目反叛,价值观更现实。
“由于父母给他们的东西满足度比较高,他们没有理由反叛,他们不需要反叛就可以获得很多。但这不代表他们完全听命于父母。他们的反叛是生活上的反叛,小节的反叛,
优雅的反叛,而不是政治、社会的反叛。一些社会现实让他们很早就明白应该把价值取向关注于具体的事情,而不是关注抽象的哲学。他们更关注工具理性,而不是信仰层面的东西。你似乎感觉得到,他们认为社会是在要求他们成为更加工具的人、更加务实的人,而不是像80年代一些年轻人那样乐于过多的坐而论道。随后,他们的审美趣味也更中性化,生活方式更模糊,道德界限也越来越不明晰。或者明白一点说,他们中的一些人除了关心自己怎么舒服地生存下去,熟练掌握社会游戏规则外,其他的问题是没有更多的价值和意义的。”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比我都世故”
曾为蒋方舟《正在发育》作序的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指出,这群90年代出生的孩子,从某个角度说,虽然还没有真正登上社会的舞台,还处在被呵护、被教育的阶段,但这一代孩子,由于整个变革中的社会对他们的影响,普遍地早熟,他们从一开始,就乐意成为消费社会、技术时代的宠儿。
“这些究竟是不是都是时代的幸运呢?”谢有顺问。
目前似乎没有人能很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整个采访中,不光是杨雄教授,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肖川教授,还有研究独生子女的孙云晓教授等等专家,都表示,目前还未有人对90后这个群体开展过系统的调查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