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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生本色的历史机缘——晚清暗杀史》(伍立杨著，同心出版社出版)论述了清末民初革命党人悲壮的暗杀活动。作者勾沉史实，突现革命党之暗杀以民主与自由为鹄的、迥异于恐怖主义的性质，力求再现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形象。

    张文祥刺马案的内外隐曲

    党人猛击之风，虽以1900年以后演成巨澜，然于近世最早之胎息，则可溯及谭嗣同变法之心迹。百日维新毁于一旦，康、梁逸走海外，谭嗣同却安如磐石，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拒绝了民间及海外志士的营救，静候衙门武装人员冲进会馆。谭氏为后人尊为圣者，他一以贯之的理念是不怕被人杀，但亦不怕杀人。嗣同为人意气发舒，慷慨善陈论，其名著《仁学》引法兰西革命家创造民主之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人民之恨。”仗义行侠的政治暗杀在三代、秦、汉以后，流于民间江湖如唐代之虬髯客之属；至宋元明皆颠踬不振。南明最后一个吏兵两部尚书瞿式耜战败于桂林独秀山下，清人窃国，二三百年，寂无声息。清末党人暗杀风潮之前，乏善可陈，唯张文祥刺马一案，腾于众口，影响震及全国。

    张文祥刺马案，发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廿六日，这一天，两江总督马新贻赴督署旁边不远的操场巡阅骑射。事毕，步行回衙。甫至督署东侧门，张文祥快步接近之，做上递状子的样子，一边拔刀突刺，其人眼疾手快，只在一刹那间，刀身已没入马总督胁骨深处，并紧握刀柄转动之，此势必致死之术。整个过程，从容不迫。可见恨既不少，且蓄意已久。其刀经药物淬砺，刃薄如纸，受者刃到必死，难以解救，马新贻果在次日以不救告终。而张文祥被执，首先由漕运使张之万主审，后由刑部尚书郑敦谨、江宁将军魁玉、袁保庆(袁世凯之父，时为江南候补道)及由直隶新调两江总督曾国藩等相继刑讯，“张文祥终无一词”，但在魁玉主审期间，说过一句话:“我为天下剪除一通回匪者”。

    由此张文祥刺马新贻背景模糊，莫可究诘，故天下猜测四起，讹传周布。

    在民间流传最盛的一种说法是，当张文祥、马新贻、吴炳燮三人年轻时，曾歃血为盟，结为金兰之好。后来，张文祥、吴炳燮之妻各以美艳之故，俱为马新贻所奸污霸占。这样一来，张文祥所报则为占妻之仇。如政论家汤增璧先生即持此说，“马新贻督于两江，秽行昭著，戕贼旧交，艳其室而夺之。有义烈沉毅如张文祥者，磨刀霍霍，天鉴其衷，大仇已复，从容自首，决腹屠肠，神色为之不挠。”(《民报》1908年第23期《崇侠篇》)。此说即就报仇意义而言，把政以贿成及高官之淫昏联结起来，“酬死友于地下”，以其富有感性，极易契合下层民众心理，而以其事可感可想，更易招集更大仇恨。

    章士钊则在考察张、马二人的籍贯、经历以后将此说断为传奇诬妄之词。他认为真正的导因还在于政治问题。“夫文祥，官书明明宣称为洪秀全余党，粤、捻两通，而其报仇远因，则在南田围剿一役。”盖浙江象山南田有洪秀全残部，马新贻为浙江巡抚时，捕杀其首要，余部星窜，由张文祥所召集。马氏新署两江总督后，仍袭前规，捕杀无算，“似此民族仇恨之深，致文祥手刃仇人之胸，以身试法而不悔，酿成案中之重大性，安有有心人觉察不到之理？”此则见道之论矣。

    清末报刊群起议论这桩已过去三十余年的暗杀案，盖以党人暗杀风潮未起，故藉此发论，大作波澜，实因人心激愤，无可发泄，而由旧事牵出头绪。此后不久，暗杀风潮即形抬头。

比较特殊的个案:刺杀孙传芳
    民国建立以后，时局限于混沌交错之中。新旧军阀之间杀伐频仍，其暗杀亦多而且滥，但是猪拱鸡刨、鸭飞狗跳，手段暧昧而目的低下，早与晚清革命党的狙击毫无干系。但其间孙传芳的毙命值得一提，早年他曾谓:“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可见其性格质材之一斑。生死善恶的观念，或后天教育之不足，表现在人性上面，极易出现道德悖离的场面。后来淡出政坛不久，即死于弱女子施剑翘之手，说报应太玄，但其间确有事物发展之因果律在调控。
    孙传芳氏早年毕业于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1904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六期，1909年归国在北洋政府所辖陆军近畿第二镇任教官。1917年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后逐渐坐大，至1925年，控制了苏、皖、赣、浙、闽五省，成立五省联军，任总司令。其后更联络奉、鲁等北方军阀，与北伐军作战二年，1928年在北伐军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三十年代初避居英租界。
    他之被暗杀，胎因于1925年秋与奉、鲁作战时，捕杀山东军帮办、七旬老人施从滨。军阀无常性，杀人如儿戏，冤魂不可胜数，当是时施从滨身着中将军服，还以为对方可以网开一面，谁料捕到即杀，其后更悬头城门示众。
    施从滨的长女施剑翘是位烈性女子，其父死后痛不欲生，即发誓筹措复仇事宜。在长达十年的过程中，求助于堂兄(时任烟台警备司令)、丈夫(阎锡山部谍报股长)均告无效，痛感求人不如求己，下深心自作准备。先做手术矫正自己的小脚，然后设法购得枪弹，再往天津侦察，随时揣摩孙传芳照片，熟其形容，先欲混入孙公馆击杀之，未果。1935年秋，孙传芳常在天津草厂庵清修禅院参禅听经，恰为也来诵经超度亡灵的施剑翘侦知，她立即托人介绍加入居士林当了居士。1935年11月13日下午，众居士冒雨陆续在佛堂入座。孙传芳(时年51岁)坐在说法高僧身边不远处，其间施剑翘两次移动座位，引起响动，但别人以为她是为了听讲清楚，无人在意。这样她已将座位移到了孙氏背后，就在这样的清寂境况之中，施女士拔出枪来，向孙氏后脑连射两弹，向后背射一弹，三声枪响，孙氏已脑浆外溢，当即如枯树倒地毙命。施剑翘随即自首。次日新闻纸上所刊其《告国人书》简明道出为父报仇之心志，并向居士林居士、道长致歉，以其血溅佛堂之故。
    其后孙氏家属及其北洋故旧敦请律师具呈地方法院，请求严惩刺客。但国民政府党政大员如冯玉祥、于右任、宋哲元、李烈钧等联名上书国府主席林森，请求赦免施剑翘。次年10月，国民政府颁令特予赦免。解放后，施剑翘曾任北京市政协特邀委员，1979年辞世。

狙击袁世凯，袁氏丑态
    当南方临时政府已经成立，袁世凯犹奔走于清皇室。一天奉召入朝谒见隆裕太后。出宫时乘舆出东华门，卫队前护后拥，两旁军警林立，行到丁字街，茶楼上抛下一物，距袁世凯乘舆数尺，一声巨响，炸弹爆炸，卫队长一，巡警一，卫匹二，当时立毙。伤有10余人，而袁世凯的坐舆竟未损分毫。卫队当即包围茶楼，捕获3人，即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自承为行刺者，问何人主使则至死不语，随后杀之。有人怀疑为革命党主使，有人则说是宗社党(清廷大臣顽固派)主使，当时不得知，但都有可能，因为袁世凯的心理，是要北制清廷，南制民党，双方都归他掌握，终由任其所为。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所著《袁世凯纪》以此遇刺事美化其父:“一日，先公入朝，有宄徒怀弹，伏东安门外道左楼中，俟先公归邸，乃掷弹向车……且伤驾车之马，马被弹，力驰而归，入邸，马亦毙，先公神色自若，微言耳震微聋耳。”也未说掷弹者之背景，这时，垂死挣扎竭力主战的清大臣军咨使良弼也遇刺被轰去一足，旋毙命。袁世凯不禁叹息暗杀党的厉害。即使如此，他还是从其民政大臣赵秉钧之劝，认为中国人民只配专制。以后竟利令智昏，当起皇帝来。此事他儿子同样为他辩护，把责任完全推到其左右身上。
    1912年在北方活动的革命志士暗杀袁世凯未遂，但震动极大，几年后袁世凯惊悸而死，其子袁克文为其所著传略于暗杀党人语焉不详，实则由张、黄、杨三烈士主其事。
    张先培，贵州人，时在北京贵胄学堂学习，共和会北京分会会员。黄之萌，原籍直隶，生长于贵州贵定，1910年夏游学北京，与党人结交。杨禹昌，四川资州人，曾在北京攻读文学专业，时在保定师范学堂任国文教习，武昌首义后辞职往北京，鼓动革命。三人窥破袁氏大奸巨诈，集合十数人组成刺袁暗杀团。1912年1月15日以通州革命组织遭破获，情形紧急，决定在次日袁氏入宫早朝时发动狙击，地点在今东安门以东，王府井和八面槽之间。暗杀团分四组。第一组张先培率五人隐于一茶楼，16日正午袁氏出宫路经楼下，张先培掷弹正中车辕，马车炸翻，袁氏扣于车底。马匹惊逸四散，第二组黄之萌即于此时由另一酒楼上再投一弹，炸倒警卫数人，第三组杨禹昌在东安门街面上，在第一组投弹时发弹轰击，惜功亏一篑。警笛四起，三烈士均未能逸脱，17日凌晨即由袁世凯下令绑赴刑场杀害。黄之萌留下绝命诗有句谓:
    在昔头皮拼着撞，而今血影散成斑。红点溅飞花满地，层层留与后人看。同年8月29日，三烈士并彭家珍烈士遗骨迁葬北京西郊万牲园，孙中山先生亲临致祭。
    袁克文给他父亲袁世凯所撰行状中，把做皇帝引致天怨神怒的责任推给袁世凯周围的人。这在艺人兼志士刘艺舟所编京剧《皇帝梦》中，也有表现。其中一场戏袁氏唱了一段西皮:“孤王酒醉新华宫，皙子(杨度)出来好玲珑，宣统退位孤的龙心动，哪怕它革命党的炸弹凶……”戏中又写袁氏次子袁克定精神失常，疯疯癫癫挥拳欲击他老子，并责备他父亲不该残杀革命党，不该做了总统还想做皇帝，袁氏则大声分辩，说是身边的人各各劝进，各人都想升官发财，因而架弄他。这是很贴切他的心理及事实的。但主要责任还在他自己。袁世凯大处贪婪，小处亦极恶劣。1894年的状元张謇是他老师，教他诗词和八股文，袁做到北洋大臣后，就改口称张为仁兄了！不再以师礼相待，其势利如此(事见《辛亥革命回忆录》1卷400页)。至于今有某作家，为袁氏作大传，意在翻案，玩弄虚假辩证那一套，取弄机锋，则未之敢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