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开埠后短短数十年间，由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一跃而成为近代国际大都市，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成为世界第五大城市。
“上海珍档秘闻”尽管描写的是局部的一鳞一爪，但传递出半个世纪前老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诸多信息，显示出多角度、多层次的老上海生活景象，也折射出近代上海城市风云变幻的发展历程。
70年前的“远东第一楼”
今日的国际饭店
上海老弄堂
说起上海的老饭店，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会首先
联想到国际饭店。因为，它曾经保持“远东第一楼”历史纪录长达30年。透过它那挺拔、高耸的沧桑外表，折射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场的丝丝奢华气息及中国酒店业扬帆的历史雏形。
国际饭店，1931年由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银行联合所办的“四行储蓄会”投资兴建。当年建造这幢远东最高大楼的初衷，完全是为了借以树立“四行”的形象，以吸引上海更多的储户到“四行”存款。
饭店由匈牙利籍著名设计师邬达克负责设计。陶馥记营造厂承包全部建筑工程。此前，上海的高层楼房都是由外国人承包其主体工程，但四行储蓄会负责人、著名银行家钱新之，是个有眼光的实业家，他竭力赞同由国人自造，以振兴民族建筑业。最后，陶馥记营造厂以良好的信誉和过硬的质量中标。
大楼于1932年8月动工，1933年10月竣工，1934年12月1日开业。国际饭店为地下2层，地面22层，共24层，建筑表高83.6米，比当时香港最高的汇丰银行高出11米，比当年日本建筑高出更多，故有“远东第一楼”的称号。
国际饭店的承建者陶桂林是学徒出身,靠自学成材。他早年在上海一家木器店当学徒,这家店还兼营房屋修理，所以他能看懂建筑图样。当时租界内有不少外侨来店购买家具，由于没有店员懂外语与之交流，失去了许多生意，陶桂林便去补习所读英文，且只能读晚班，这样坚持了8年，终于能熟练掌握英语会话。不久，他脱颖而出，在上海营造界自立门户。
1922年11月，他开办了陶馥记营造厂。该厂除承建了国际饭店外，还先后建造过大新公司、交大教学大楼、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三期工程，声名远扬。在国际饭店建筑招标时，共有六七家中外营造厂参加，竞争激烈。钱新之约陶桂林面谈，说：“陶老板，久仰贵厂大名和工程信誉，不过这次开价嫌高了点，我们接到很多估价单，比你们便宜啊。”陶桂林诚恳答道：“钱先生，你们要造的是国际饭店，材料和施工一点马虎不得，我们是按工程实际需要开价的，绝对不敢用低价冒险。”经再三考虑，钱新之终于选择了以70万银元标价的陶馥记营造厂施工。
国际饭店施工难度极大，当时上海还未建造过如此高的摩天大厦，加之施工场地狭窄，难以施展，上下运输不易；况且施工期短，只有22个月。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难题，陶桂林精心组织施工，天天在工地上与工友们同甘共苦，逐一解决各项难题。
大厦打桩工程由康益公司承包，桩头采用圆木美松，在每根钢柱之下打5根梅花桩。由于桩头打得深，又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筏形基础，因而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中，国际饭店沉降最小。其地面工程从1932年8月开工，到1934年6月交付使用，按期建成，在当时可谓是高速度。
国际饭店原名国际大饭店，解放后更名为国际饭店。24层的大厦，原先有两个大门，一为“四行储蓄会”的进出处，其门面朝南；另一为国际饭店正门，其面朝东南，为接待各国客人的进出处。由于当时饭店接待的多为欧美客人，因此担任接待任务的服务生均需有较高英语会话和书写水平，当年许多前台服务生是沪江大学或其他商科学校毕业生。
饭店拥有三部时速达每分钟600英尺的自动电梯，可迅捷直达顶楼。当年除了纽约有两部这样高速的电梯外，国际饭店成为世界上第二家拥有这样先进、现代、新型电梯的大饭店。2楼为大餐厅，设有红、橙、紫、绿、蓝、黄等小餐厅，装潢华丽，为亲朋好友小聚进餐的好去处。3楼由客厅、酒吧及西餐厅三部分组成。摩天厅设在14楼，以其高耸空间、与星云为伍而闻名沪上。14楼还设有宵夜茶座，为当年上海唯一夜间消遣的场所。24层楼是巨厦的顶峰，这里常常成为宾客观赏夜空和俯瞰风景的制高点。
饭店还拥有一本《帆声月刊》。这也是中国饭店业最早创办的专业性杂志。这种一流的服务设施、人材和企业文化，足可与欧美饭店相媲美。因此成为中外名人、军政要人及名流雅士的社会活动场所。
1935年2月18日上海各界人士在2楼举行欢送梅兰芳赴苏联演出宴会，到会的有苏联大使馆代办、政界要人以及外交界、影剧界、金融界人士。1936年3月9日，喜剧大师卓别林从日本到上海当晚，梅兰芳、胡蝶等文艺界名人在国际饭店设宴款待。1937年5月19日，中美长途电话通话典礼也在国际饭店举行，宋美龄参加并在15楼套房里发表谈话，并在饭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通电话。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宋美龄又在国际饭店举行欢庆集会。1947年冬，陈纳德与陈香梅在上海国际饭店14楼举行了订婚仪式。1947年8月30日，钱学森和蒋英在国际饭店举行婚礼。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初，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国际饭店召集解放上海部队团以上干部，请来了几乎所有解放大上海的功臣名将，欢庆上海的解放，“远东第一楼”从此回到人民的怀抱。
中山公园史话
中山公园的一角
90年前，中山公园这片土地，原来是名叫吴家宅的一片农田村舍，1860—1862年之间，英租界当局以防备太平天国军的进攻为借口，强行“越界筑路”修了一条极斯非尔路(今万航渡路)。当时，担任英租界防务委员会主任的英国人锦士·霍格看到有机可乘，就抢先以低价买下了路两旁的大片土地，在路南修建了一座占地70多亩的乡间别墅。因为覆格兄弟还开了一家兆丰洋行，所以他们的别墅也被习惯地称为兆丰花园。1879年，霍格把极斯非尔路以北的土地卖给了美国圣公会主办的圣约翰书院(后改名圣约翰大学，今址为华东政法学院)，以后又把路南的土地也卖给了别人。
由于租界里的外国人成倍增加，为了满足外国侨民游乐的需要，租界里有一个公共娱乐场基金会，其早在1913年就要求在上海西部建立一个公共运动场，用来训练巡捕、商团及停泊在港口上的海军，并且要附设一个游览园地。到了1914年3月7日，该基金会向租界当局正式提出建议：原兆丰花园保留了不少名贵树木，绿化面貌没有受到破坏，如果买下这片土地，只需稍加整理，就可以作为公园对侨民开放。公共娱乐场基金会还表示愿意捐助现银2万两促成此事。当时兆丰花园和邻近123亩土地的所有者安卡赞，也愿意以现银12.3万两出售。3月12日工部局表示赞同这个建议，3月20日召开的租界纳税人会议上形成了第12号决议通过这个议案，并且在1914年当年的财政预算中获得了购买土地的资金。因为不需要重大改建，1914年7月1日，公园就正式对外开放了。
当年公园只有北部这片土地，公园大门设在极斯非尔路上，就是现在中山公园的北门，所以定名为极斯非尔公园，又因为这座花园数十年来被习惯称为兆丰花园，故两个名称同时存在。另外，由于公园靠近苏州河上的梵皇渡(原沪杭铁路二号桥)，又曾称梵皇渡公园，直到1944年6月才改名中山公园至今。到1917年，公园范围已扩展到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公园大门也随之改到长宁路上，就是现在中山公园的正门。
公园开放之初，工部局颁布了游园规则：只对外国人开放，不准华人入园游览。这种对中国人的侮辱行径受到中国公众的坚决反对。1915年6月7日早晨，圣约翰大学一位教授，翻过园墙进入公园，从里面把园门打开，让50多位中国学生进入公园，以示抗议。其实，租界里的公园都发生过类似的正义斗争，此起彼伏，没有停止过。但是，终因国势贫弱没有奏效。直到1927年，在革命声势的震慑下，租界当局才决定从1928年6月1日起，各个公园允许中国人进园游览。
1914年兆丰公园筹建的时候，计划在公园里建设一个动物园。从1915年开始，陆续有市民和外侨赠送动物，其中有西伯利亚小黑熊、猴子、食火鸡等。动物园还以每只50元的代价买了两头豹。但那时公园还没有饲养设备，于是就把这些动物寄养到虹口娱乐场(现在的鲁迅公园)去了。直到1921年兆丰公园向西扩大，才正式建造动物园，划地2亩9分，拨款现银1万两。1922年8月7日开放。那时动物园规模很小，动物也很少。可就是这个小小的动物园，一开办就颁布了歧视中国人的规定，1922年8月10日工部局的《动物园暂行章程》规定：1.动物园对外国人每天开放，中国人只准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游览，开放时间从上午10时到天暗。2.衣服不整齐者不得入内。3.警务人员应严格执行上列章程，如有违犯时将予法办不贷。门票是小洋一角。参观的游客不多，直到1964年上海西郊公园(上海动物园)建成后，这里的动物都被合并到上海动物园去了。
1924年至1925年间，公园的东北部建了一座喇叭形的露天音乐台，台前有2700平方米的草坪，可以放置1000多把移动座椅，供欣赏音乐的人使用。1935年在公园的南部建了一座凉亭，亭子的栏杆、石级、地坪都是用大理石砌成的。亭的两侧有两个壁龛镶嵌着两座大理石雕像，可惜在“文革”中被毁。这座亭子当年是一位外国侨民嘉道里·爱斯拉夫人向公园赠建的。大理石亭子的位置原来是一座中国古典式的亭子，因为造这座大理石亭子迁到西部的牡丹园去了，取名牡丹亭，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租界时期，自从建了这座大理石亭子以后，就代替了原来的音乐演奏台，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上午，租界工部局的交响乐队就在此演奏。
在大理石亭子的前面，曾经有一口很大的铜钟。这口大钟是1922年11月10日从山东路救火会搬过来的。原先是敲钟报警用的，后来因为有了先进的报警设备，就作为装饰品移到公园。根据档案记载，这口钟是向美国尼来商店订购的，于1865年铸成，1881年运来上海。很可惜，这件文物在1958年作为废品被处理掉了。
上海鱼市场的建立
100多年前，上海十六铺小东门大街(今方浜东路)，鱼行林立，形成了品种齐全的鱼行街。其时，旅居上海的钱塘才子袁翔浦，曾在一首《望江南》词里，描绘了当时上海海鲜盈市的盛况：“申江好，莫叹食无鱼，赭尾银鳞终岁足，雕蚶镂蛤及时储，鲜美有谁知。”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初，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水产品集散地，原有的十六铺鱼行已难以承担整个上海的鱼货交易。1934年，国民政府实业部上海鱼市场筹备委员会成立。经筹备会实地考察，选定了杨树浦底的定海岛(今复兴岛)作为上海鱼市场的场址。
鱼市场之所以要选在定海岛，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优越，距吴淞口很近。当时海产品主要来源有3种：一是本市渔轮捕获的；二是冰鲜船在海上向各省渔船收购的；三是各地冰鲜鱼货用商轮运来的。这三种船均是从吴淞口进入上海的。其次是与商肆鳞次栉比、空间局促、地价昂贵的十六铺相比，定海岛岛长3.42公里，江岸线达335米，面积1.13平方公里，江面宽广，便于船舶停靠，地价也便宜。
1935年元旦，上海鱼市场在定海岛奠基开工，当年11月竣工。落成的鱼市场占地67亩。一幢高7层的办公大楼屹立于市场的中心；其东为可停靠近30艘渔船的码头；西为2层的经纪人办事处计52间；北接冷藏库；南邻面积达1500平方米的拍卖场。
鱼市场采用股份制，资本金官商各占一半。1936年4月10日，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理事会由15人组成，其中官股8人，商股7人。杜月笙任理事长。总经理由王晓籁担任。故鱼市场的实权操纵在帮会手中。接着，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发了《上海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营业规程》。
1935年5月11日，鱼市场举行开幕典礼。12日凌晨3时正式开业，靠码头的渔船多达40余艘。原来在南市十六铺的鱼行以经纪人身份进入鱼市场集中交易，当天进场的鱼贩有4000人。由于新市场佣金比十六铺提高0.8%，鱼贩为抗议市场不合理规定，于5月13日开始罢市。市场与当地官方派警进行弹压，风波始告平息。
这是全国设施最完善、交易量最大的鱼市场。据当年的统计资料：上海鱼市场自开业至当年年底234天，共交易鱼货6万余吨，营业总额为825.51万元。鱼市场开业后，几乎整个东、黄海上的渔船都到上海来投售。那时候渔汛期间，复兴岛的浮船码头江面上，桅樯如林，渔旗飘扬，在鱼市场7楼楼顶，霓虹灯昼夜不停地闪烁，打出“上海鱼市场”5个大字，映红了半边天空，渔船一进入吴淞口就能看到。可惜“八·—三”战事一起，鱼市场毁于日军的炮火。
1937年，定海岛被日寇海军占据，成了日本人的军械仓库。生意兴隆的鱼货交易，也只能被迫又退回到南市十六铺一带。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3月1日，上海鱼市场正式复业。此前，国民政府先后派唐承宗、杜月笙、王晓籁等来沪，接受日伪华中水产株式会社上海鱼市场。原打算修复定海岛上的鱼市场旧址后重新开张，但因其几成废墟，只得在齐物浦路(今江浦路)日伪建造的鱼市场场址复业。这个鱼市场占地30亩，规模仅为定海岛老鱼市场的一半还不到。
鱼市场建立以来械斗不断，据上海鱼市场《场务日记》记录，自民国37年11月8日至民国38年2月15日不到4个月内，因鱼贩争购强买鱼货而引起大大小小的纠纷多达数十起。事端的挑起，多数是因混杂进鱼贩中的一些地痞流氓，依仗帮会势力，在鱼市场恃强凌弱、强占硬买，称霸一方，故鱼商、渔民对这些欺行霸市的鱼贩恨之入骨。
尽管如此，但鱼市场存在期间，毕竟为素喜食鱼的上海人每年提供了各种水产品达6-7万吨。
